摘要:美国美泰克、日本三洋进行财务监督和提出各种管理要求,至于具体的经营问题他不管,美方在中国的员工长住的就两三个。再一点,解决合资企业中外方雇员的地位问题,有些合资企业按照国外的标准给外方员工发工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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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泰克、日本三洋进行财务监督和提出各种管理要求,至于具体的经营问题他不管,美方在中国的员工长住的就两三个。再一点,解决合资企业中外方雇员的地位问题,有些合资企业按照国外的标准给外方员工发工资,经常拿100多万年薪的工资。 导读 主持人:荣事达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是把投资放在一个大环境里运作的,这和咱们很多企业不同。外方可能是一种全球战略,中方就考虑眼前这一点。 企业家是实业家 融资家 经营家 要法治不要人治 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一方面,拿存量资产换取资金能谋求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在资产获利能力最强的时候才能卖个好价钱。 陈荣珍:不用占51%。我和日本合资虽然只占45%,但我是大股东。所谓控股,并不是51%就是控股,问题在于在股东里面你占的股最大。你的控制力表明你第一。 陈荣珍:30%左右。韩国企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它管理也很差,可以向银行赖账,资产负债率在300%以上,这样的企业如果在国内非破产不可。 这一点很多企业做不到。他能这么做,一是靠企业的经营业绩;二是靠老板的信誉,归根结底就是把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组合到最佳状态,而不是把破烂摊子甩给另一个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在盘活存量问题上越盘越死。 杜长棣:从银行贷款,一是企业使用上会不负责任;二是往往用不正之风解决问题。但从一个私人老板手里拿2000万,就不是靠关系能解决的了。他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益。 当然,我们既要利用外资,也要防范风险。搞合资,不要一锅端,有多少钱一股脑都放进去。中方要占一个控制地位,一定要做到平等获利风险共担。不管是任何一家世界上的大企业,我们都是平等的投资人。 1999年下半年,亏损出现,美泰克坐不住了。美方连番空降管理层和技术人员,甚至把陈荣珍逼下合资公司董事长的“宝座”。 各算各的账 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除了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不完善之外,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市场化的问题没解决,国企吊死在银行一棵树上。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不低于200种,我们为什么只盯着银行、股市不放呢? 之后,洗衣机厂从日本引进最先进的双桶洗衣机生产设备,开始生产大波轮新水流双桶洗衣机。由于品牌缺乏号召力,陈荣珍决定“借船出海”——替上海“水仙”牌贴牌生产,大获成功。 本期对话嘉宾 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向企业倾斜的制度,企业想干的事情,一旦论证可行就全力支持他,市长要出政绩,企业要出效益,社会要求发展,三者应该统一起来。 所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不管来自何方的资金,只要进到我们手里,就要让它增值、获利,做不到这一点你的股权结构就可能会变化。 后记 陈荣珍 杜长棣 虽然产品销得很好,但家电是劳动和资金密集的产业,除了技术领先之外,还要有资金做后盾,有一定市场和生产规模。荣事达的第二步,是把存量资本盘活。当无形资产不拿到市场上交换的时候一分钱不值,所以我们主动出让股份给港商。 主持人为《中国经营报》记者 贺力 杜长棣:荣事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和别人合资的时候绝不丧失控制权。 主持人:政府一直致力吸纳社会上的“游资”,几次降息想激活消费市场,把银行储蓄变成社会性投资,但没成想激活了股市。 陈荣珍:和合作伙伴的关系是有进有让,该进则进,该让则让。我和三洋合作有个特点:它是四方投资, 有四个公司,看起来好像日本合作方很多,实际上他们都站在各自公司立场上,这样对三洋就是一种制约。在董事会他们也吵,我作为董事长最后还得来协调。 陈荣珍:控制有多方面的原因。它对你的信任度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你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相当高。如果管不好,人家就要来管。在合资过程中,由于经营不善,股份结构发生变化的例子在我们国内有很多。所以在合资合作成功以后,关键是把企业运行好,赢得投资方的信赖。 而我们既有信誉资本又有实际资本,无形资产盘活了。无形资产不交换永远藏在账面底下,变不成钱。基于与日本、美国合作成功的经验,现在掉过头来吸纳民营资本。与姜茹(注:民营房地产商)合作更重要的意义是他一进来,带动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来找我,谈新的合作项目。荣事达的融资面拓宽,对发展非常有利。 责任编辑:吴金明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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