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开放经济中环境税改革的效应研究(5)

因为我们的模型只能对环境税的边际变化的效应进行分析，所以假设环境税进行一次性调整。环境税10%的边际变化对于现实的经济来说幅度过大，但我们这里只是为了解释环境税的变化如何对就业、污染投入品、污染消费品、经济总量等产生

θL，θD，θE都较大）筹资，环境税作为筹资工具的效率就越低。环境税提高有两种影响：一方面从相同的税基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又会侵蚀税基，环境税的筹资效率取决于这两种影响的相对力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重庆市在扩大向东向西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经济开放水平，有效融入国内、国际经济发展总体布局，要素市场更加成熟，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从理论上讲，忽略市场中存在的其他次要的不完全竞争因素，重庆市可以视为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下面，我们利用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模拟分析。

。在税收参数上，将劳动税收参数设定为0.36，这是家庭整体宏观税负水平。此外，由于企业可以通过冲抵成本、抵扣税款等方式减少部分税负，家庭的环境税负高于企业，其环境税参数分别为0.2、0.25。在替代弹性方面，劳动与污染投入品的替代弹性估计为0.4。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供给弹性平均值大概为2，重庆市的劳动供给弹性与此相差不大，污染品和清洁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6。模型的参数设定如表4所示。

[4]PEARCE D W. The role of carbon taxes in adjusting to global warming[J]. Economic Journal， 1991，101： 938-948.

在不存在劳动税收的最优环境（θL=0）中，政府不需要通过扭曲性税收来为公共支出筹资，就业增加的社会机会成本与其社会收益正好相等，因而就业的变化不会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等式（10）表明，最优的环境税政策就是将外部性完全内在化，也就是使θE=uMγEλ，θD=

关键词：税制改革；环境税；双重红利；庇古税率；小型开放经济

2011-2013年，重庆市财政收入占GDP的平均比例为35.4%，近似取值0.35。

[2]GOULDER L H.Environmental taxation and the double dividend：A readers guide[J].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1995（2）： 155-182.

[3]HKONSEN L，MATHIESEN L.CO2stablization may be a “noregrets” policy[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1997（2）： 171-198.

利用零利润条件（T2-3）和政府预算约束条件（T2-8），可以将非环境福利表示为：

2.代表性家庭的行为

本文模型的结论和对重庆市的数据模拟结果对中国的环境税改革的政策含义是非常清晰的。第一，环境税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在于环境保护，而不在于获得“双重红利”或者“蓝色红利”。环境税改革获得双重红利的条件非常苛刻，而现实的经济运行很难满足这些条件。如果政府苦苦追求“双重红利”效应，希望环境税在缓解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的同时解决失业和经济停滞等问题，那么，可能会永远没有结果，还会阻碍环境税改革的进程，使环境问题更加严重。第二，环境税的首要功能是缓解环境问题，通过征税引导企业和家庭改变生产技术和消费习惯，减少污染消费品和污染投入品的使用，从而改善环境质量。如果政府将环境税改革的重心放在通过环境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就会出现“舍本逐末”的尴尬局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理念，不利于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家庭环境税应当与企业环境税同时征收，不可偏废。家庭环境税对家庭污染品消费的影响很大，企业环境税对企业污染投入品的使用影响很大。因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二者需要同时开征。虽然企业环境税对经济的负面效应相对家庭环境税大得多，但是不能为了经济指标的增长而牺牲环境。一个科学发展的政府应当努力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企业环境税的负面效应，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调整得到限制。第四，为了更为有效地发挥环境税的环保效应，政府应当对家庭征收较高的环境税，而对企业征收较低的环境税。家庭环境税和企业环境税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都很明显，如果不考虑公平问题，只要政府确定需要降低的污染排放量，对家庭还是企业征收环境税都无关紧要。所以，单从环境角度看，对家庭征收更高的环境税不会有实质性影响。家庭环境税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能够以较低的经济成本实现环保目的；而企业环境税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较大，要实现一定的环保目标，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较大。因此，从经济角度看，对家庭征收更高的环境税可以降低环境税改革的成本。家庭环境税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而企业环境税的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家庭环境税能够在不至于使消费者的福利损失过大的前提下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企业环境税要实现相同程度的环境质量改善则需要消费者付出较大的福利代价。所以，从消费者福利的角度来看，对家庭征收更高的环境税可以更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效用不受损失。参考文献：

为简化问题，假设环境质量与污染投入品和污染消费品有关，即M=m（D，E），并且M与D、E之间呈反向关系，即mD<0，mE<0。如果污染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输出，国内的环境质量与国内的生产和污染消费之间的联系将减弱。

，那么污染的减少将提高整体的福利，因为污染减少的边际社会收益超过边际社会成本。

3.初始均衡存在环境税的环境税改革

对表2中的对数线性化处理结果进一步简化求解，如表3所示。

本文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内考察环境税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并利用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中国的环境税改革进行数学模拟。假设小型开放经济处于次优环境之下，即经济中事先存在经济扭曲；这些扭曲主要包括环境扭曲和税收扭曲。环境扭曲指企业和个人在作出生产、消费决策时没有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考虑在内，环境污染又反过来在整体上影响企业的利润和家庭的效用。税收扭曲指一次总付税（lumpsum tax）不具有可行性，政府必须依靠扭曲性税收为公共支出筹资，在本文中扭曲性税收主要指经济中已经存在的劳动报酬税收。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以环境税收入为扭曲性税种减税筹资模式下的环境税改革，一方面的确减轻了环境扭曲，改善了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却加重了整个税制的扭曲，即环境保护与税制效率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关系，两个目标难以同时实现。这也表明在次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水平低于庇古税率。但是，对中国重庆市的数据模拟却表明，对家庭征收的环境税可以较小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代价获得环境质量的大幅改善；对企业征收的环境税虽然可以大幅改善环境质量，但必须付出较高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代价。

（二）环境税对家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