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开放经济中环境税改革的效应研究(2)

这一点从我们之前对税前工资、税后工资和市场工资的定义以及等式（T2-6）可以看出。税前工资W（1+TL）扣除对劳动收入的增值税便是市场工资W，市场工资W扣除对污染投入品的消费税（环境税）便是税后工资WR。。用环境税收入替代劳动税收是否会提高真实税后工资从而激励劳动供给，取决于更低的劳动税收入的效应是否抵消环境税提高的效应。将式（13）、（14）代入（T2-6），可得：

（三）环境税对企业的影响

等式右边第二和第三项代表了由于产出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造成的环境扭曲（或者环境损害）。污染边际增长的福利效应由税收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对影响决定：税收参数θD和θE衡量了污染增加从而税收增加而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环境参数

θD=uMγD[]λ。。如果环境税税率设置在这个水平并且政府只需要庇古税为公共支出筹资，那么环境税的边际降低不会影响整体福利，也就没有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TL=0）。环境税降低造成环境恶化从而降低环境福利的影响刚好被税基扩大的正面效应抵消。在最优环境之下，环境税降低将会使得劳动供给和就业增加。但是，如果初始均衡没有扭曲性劳动税收（TL=0），环境税提高不会提高福利水平，因为就业增加的社会机会成本正好与社会收益相等。

3.政府的行为

假设政府收入来源于对劳动收入征收的增值税TL、对污染投入品E和污染消费品D征收的环境税TE和TD；而政府支出则完全用于提供公共消费品G（价格为PG），并且G为外生变量。政府预算约束为：

但（T2-5）表明影响劳动供给激励的是真实税后工资WR（在征收增值税和间接消费税之后的工资）而不是市场工资W，环境税在市场工资W和真实税收工资WR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因此，在税前工资和税后工资之间的“楔子”不但包含了对劳动的扭曲性税收，还包括了对消费的环境税

2.以“红利”形式表现的边际超额成本（MEB）

对企业环境税的模拟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税（对污染投入品征收的环境税）提高10%可以使企业污染投入品的使用量下降5.43%，而伴随污染投入品下降的是就业下降0.1%、家庭收入下降0.43%、经济总量下降1.43%、家庭污染品和清洁品的消费都下降0.77%。企业环境税的改革对于企业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矫正作用，可以大幅降低企业对污染投入品的使用，但也会因此付出较高的代价，尤其是经济总量将明显地受到影响，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企业环境税的改革可以获得“环境红利”，但是“经济红利”是负的，“双重红利”效应不成立。

4.初始均衡存在庇古税的环境税改革

如果环境税低于庇古税水平（θD=uMγD[]λ），提高环境税税率的福利效应是不确定的，因为环境税的上升不仅降低了污染也降低了就业。环境税提高会减轻环境扭曲，从而提高环境福利；但又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降低就业水平。因此，环境税在减轻一种市场扭曲的同时并不必然导致福利的提高。

文章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事先存在税收“扭曲”的“次优环境”中，环境税改革对小型开放经济的效应，并利用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模拟。结果发现：环境税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同时也加重了原本的经济扭曲，环境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从而表明“双重红利”假说不成立；“次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低于“最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率（庇古税率）；对重庆市宏观经济数据的模拟却表明环境税对家庭和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3.初始均衡存在投入品庇古税开始的环境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