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崇明撤县设区提出后,人们或许会理解成,这是房地产新高潮或“大开发”的信号。但是,我们认为,不能按照传统的撤县设区模式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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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崇明县撤县设区”工作大会,崇明撤县设区,标志着县级行政建设在上海成为历史。 1949年之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成为核心工作。三十年间,崇明先后围垦数十次,其中大规模围垦9次,面积高达500平方公里左右,并先后建立多个国营、军垦农场,成为支撑上海副食品供应的后方基地。在此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为崇明打下了鲜明的知青印记。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崇明也迎来工业时代。实际上,得益于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崇明岛早在20世纪初就接触到近代工业,纺织、电力、机械和食品等工业门类。改革开放后,崇明岛的工业企业迅猛发展,从业非农化比例十年间上升30个百分点。尤其是,1984年引进年产10万台电冰箱流水线,远东冰箱、荷花电扇、万里吹风机以及方方洗衣机等明星产品脱颖而出,小家电出口占上海总量的50%,外贸出口型工业体系初步建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工业腾飞,崇明岛的环境污染情况日益加重。 1995年之后,崇明的生态恶化问题得到重视。1996年,崇明县被选作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县,开始放弃传统的工业化路径,探索跨越式的生态化发展道路。政府也围绕生态建设作了很多文章:修复、保育、添绿。10年间,关停超过1000家工厂,崇明确实被建成“风清水洁岛绿的生态净土”。2002年,崇明获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现代生态岛,2014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典型案例编入其绿色经济教材。 其一:企业关停之后缺乏替代产业,造成产业空心化,导致严重依赖“注册经济”,“注册经济”带来的税收占本地可支配税收的85%以上,本地实体经济发展羸弱。 其二:就业的减少,加速人口持续外流。过去十年间常住和户籍人口双减少,其中户籍人口减少4.2万人,常住人口减少1.2万人,本地老龄化比例超过30%,几乎高于上海所有其它区县,老百姓戏称崇明为老人岛,岛上的居民与企业,都不得不面对“三个农民200岁”的情况。 其三:旅游经济和创意经济的空间需求与现行规划土地机制不匹配,更多有活力、更适合生态地区发展的项目,更愿意选择远离城镇的风景地区——这些反倒是土地缺少供给的地区,使理想项目无法落地。可能若干年前,打政策“擦边球”的项目违规落地的现象还存在,但近年随着土地管理制度和建设监管制度逐步完善,外围地区项目落地可能性近乎为“零”。 因此,综合表现是,生态持续向好发展,当地经济水平出现相对下降,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未能成功调和。2014年,政府财政收入约137亿元,其中60%转移支付,远高于其他区县,本地造血功能严重丧失。崇明居民生活水平与周边地区差距逐渐拉大,2014年崇明城乡居民收入位列上海经济圈末位。 面对自我造血功能的丧失,未来20年、50年、100年,崇明路在何方? 重塑崇明“自我造血”功能 笔者认为,如果生态地区形成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构建自我造血机制,那么发展面临的诸多经济、社会等问题便迎刃而解。放眼国际,诸多生态地区都经历从生态保育到“生态+”的发展路径。 1)日本北海道:经历从能源基地到农业生态地区再到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轨迹 1920年太平洋煤矿基地开采,北海道成为重要的煤炭基地。1920-1960年期间北海道成为日本主要的能源基地,随着大规模采煤结束,北海道地区逐步转向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生态保育阶段,经济稳定只能靠公共投资持续增加,人口外流,老龄化加剧等现象产生。1970年代后,札幌冬奥会举办,提高了北海道知名度,旅游业迅速发展。北海道逐渐成为国际会议、观光旅游目的地,也逐渐成为日本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旅游疗养基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外流和老龄化问题,逐步走上“生态+”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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