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教授黄益平把脉经济大势，新旧动能何以转换？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晓红 胡艳明一边是那头奔袭的金融“灰犀牛”若隐若现；一边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无现金社会渐行渐近。不同维度的征兆或现象也许并无线性关系，但其内在逻辑均关乎“新旧动能的转换”，关乎我们能否远离“灰犀牛”？如何缔造经济新业态或新动能？

　　所幸中国政府对“灰犀牛”有所察觉和提防。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给出“监管协调”升级的信号，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

　　所谓“灰犀牛”是指发生概率大、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且某种程度上可预知的事件。该比喻的引用最早源自美国作家、曾任纽约世界政策研究所主席的米歇尔.渥克。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即7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首次提及“灰犀牛”：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此刻，尤其当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或不及下行坠力时，追本溯源，也许有助于我们甄别真相，探寻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

　　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听其如何把脉大势，为政策谏言、寻道。

　　把脉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哪一个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与下行坠力相比，情况如何？什么背景下，中国经济才会开始触底反弹？

　　黄益平：目前新旧产业更替的过程尚未完成，讨论中国经济触底回升或为时尚早。其潜台词是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产业恐难以为继。而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是否有一批具竞争力的新产业。

　　不过，现在的制造业升级换代很明显，像家电、大型装备、汽车，甚至,诊股)的生活效率。但背后也有些质疑声——认为它冲击了实体经济，比如对商场、出租车等。相信任何一个新物种出来都会有些调整。但整体而言，它们仍改善了老百姓福利，资源利用效率得以提升。

　　但这其中也有个问题：对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这些新模式到底能走多远？尤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取决于能否不断地提高效率。本质上，经济能否真正持续增长，核心还是看有无技术进步，生产效率能否可持续性提高。

　　这里，有些互联网商业模式就值得商榷——因为它有时是一次性的。如大家都用共享单车，但共享单车成功后如何继续支持我们下一轮经济增长尚待考量。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帮助我们打破了许多旧的垄断，比如在出租车行业和在金融行业，但这些新的机构会不会利用技术优势成为新的垄断者，从而伤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诚然，创新过程本是试错过程，而且创新也是高风险经济活动。这也是为何创新不能由一家中央机构去指导——因不知谁会成功；所以需要让千万个的个体去尝试。如此，有人失败也会有人成功。但哪怕一部分人成功，其都对经济有正面指引。

　　谏言

　　经济观察报：目前看，你现实感受到的新能动趋势在哪？其发展是在向好吗？

　　黄益平：现实看，支付的正面意义比较明显——其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最成功的案例。反观不少互联网金融的具体形式不太成熟，有待考量。

　　个人认为，支付的普惠性很明显。有了第三方支付后，很多人的生活变得很便利，包括“出门不带钱包”，移动支付正在重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应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可以看到现在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在做同样的事。

　　比如，我去日本出差时，当地店主想让我用微信支付，因为用银行卡会收取3%的费用，微信支付只收0.1%。这背后是否有垄断因素不得而知，但其本质是成本问题。

　　艾瑞咨询报告称，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已远超美国，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的移动支付交易金额约为美国的50倍。毕马威此前发布的《全球消费与融合调查报告》显示，66%的全球受访者表示愿意使用移动钱包业务，中国这一比例高达84%。

　　经济观察报：回到新旧动能转化问题上，我们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包括新周期开启的标志是什么？

　　黄益平：开启新周期或不到时候，目前新旧动能还处于转化过程当中，其也涉及到很多人关心的中国经济下行还要持续多久的问题。

　　就此，量化角度很难回答，但质的判断并不难：即它必须是新旧动能转换大部分完成，换言之，很多旧产能已退出，新动能已形成（杠杆率也没那么高了），这时候的增长才能企稳，甚至回升；这在短期内未必不能实现。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转型过程中，我们因为经济转型或者说主动、被动而做出的一些调整符合预期吗？有专家指出，现阶段影响中国经济的“灰犀牛”主要有三只：高企的企业杠杆率、房地产泡沫和全球流动性拐点。你也指出过，当下问题出在宏观机制上，比如“资本集中—市场繁荣—价格上升—风险积累—问题暴露—市场轮动调整”等，这些现象恰是近两年国内金融市场的写照。

　　黄益平：很显然，改革转型之大方向是好的，但如果客观评价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也许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我比较赞同不久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交的《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中，关于中国结构改革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的改革步伐并不慢。但大家的通常感觉是改革过于缓慢；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应该走得更快，可对比国际各国经验，我们的改革动作并不少。国内外专家比较失望的，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领域，特别是持续亏损的国企仍然不能及时退出，并不仅仅是降低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经济观察报：你曾讲过“中国是唯一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国家”，但我们其实还是存在很多隐患，且习惯去兜底……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是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的，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状况？包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首次提及“灰犀牛”。

　　黄益平：这取决于各个主体怎么去应对。我并不觉得现在就会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未来如何不得而知——金融危机很难去预测。往往能够预测到的——说明时时在防范，也许问题就不太大。不过，通常出现问题恰恰是未曾预料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看——中国金融部门风险最大的是什么？就此，有各种讨论，诸如房地产、股市等……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往往在于监管当局对它了解不够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