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危废品“下乡”敲响警钟 制度层面成最大短板

从国外一些经验来看，政府会要求那些产生有毒废物的企业，要将处理方法等信息及时传递给环保部门，同时这些企业信息会对社会公布，让公众都成为潜在的监督者。掌握了危废品的源头，环保部门就可以定时抽查处理过程，而一些环保公益机构，也可以根据公开的企业信息，发挥专业的监督作用。

基层群众反映，目前异地倾倒案件频发主要原因是具备处置资质企业处理费用昂贵，是非法处置费用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一些违法企业受利益驱使铤而走险。安平里河村案件中，利用罐车倾倒废物的费用一吨才200元。“案件涉及企业大多为小微企业，投资少、科技含量低，没有能力建设污染处理设施。而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要依据危险废物的种类、浓度等进行收费，费用高昂。”河北省安平县环保副局长刘旭光说。

编辑：王振江

最重要的，是在地方产业规划中，将污染产业与后续循环处理产业衔接起来，提高危废的就地就近处置和综合利用能力，做到标本兼治。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地方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冶炼、化工、皮革等污染产业，单项污染量大，后续产业却跟不上、当地处理能力有限。要根本解决危废异地倾倒问题，补上产业“欠账”事不宜迟。

专家及基层工作人员认为，要解决危废转移和倾倒环境违法行为发生，需进一步加强监管与打击力度，完善跨界转移等相关制度。并建立环保、交通、安监、公安等部门联合监管执法机制，明确危废跨界转移审批管理中的分工和责任。

农村危废品“下乡”，近年来越来越常见，原因不难推测，危废品无害处理的成本相对较高，而在城区非法处理，一来空间有限，二来也容易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非法倾倒在农村地区，因为农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执法都存在很多不足，因而成为“性价比”很高的处理方式。

在危废品“下乡”的整个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执法加大力度，都会对这一现象起到极大的遏制效应。但现实常见的情形是危废品产出地和被倾倒地，相互指责推诿多，彼此合作打击违法行为少，一旦跨越行政区域，这种案件的发现和处理，就会变得难上加难。所以怎么协调建立区域的合作机制，明确各自的权责，是制度层面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根据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即构成污染环境罪，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但纵观近年来被公开曝光的类似事件，动辄就将几十吨甚至数百吨的危险废物向农村倾倒，令人触目惊心。

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人们通常听到的各种“下乡”之举都饱含正面意义，如今却出现一种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另类“下乡”，那就是危废下乡。顾名思义，危废下乡就是把危险废物向农村倾倒。

由此可见，对于危废下乡这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举，仅仅是将直接当事人绳之以法远远不够。危废下乡充分说明当前在一些地方环保工作出现某种异化。以污染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为代价，换来自己所在地区表面上的无污染，这是在切实开展环保工作吗?危废下乡的危害性根本就不亚于就地排污，甚至可能更大。因为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很可能也是环保工作相对滞后、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的地区。危废下乡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深层次症结的集中体现，凸显出极其错误、十分狭隘的地域观，长期被政绩和面子所左右的发展理念以及法治建设中存在的若干短板。

外加农村地区往往路途遥远、地方偏僻，行政管理成本较高，监管工作相对滞后且很难延伸，要想实现危险废物的“全区域覆盖、全方位处置、全过程监管”几乎不可能。另外，农村地区地广人稀，工业落后，相对而言空间广阔，容量较大，加上纯朴的农民朋友们很少知道通过举报投诉等手段来维护权益。这也给许多危险废物无证经营、非法转移、非法处置者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