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玉梅亲历了这一时期中国民航航线网络扩张的标志性事件。1981年1月7日，北京—上海—旧金山—纽约航线开通。这是第一条中美航线，刘玉梅是首航乘务组成员。“我们在旧金山要休息几天。在唐人街的一家杂货铺，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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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梅亲历了这一时期中国民航航线网络扩张的标志性事件。1981年1月7日，北京—上海—旧金山—纽约航线开通。这是第一条中美航线，刘玉梅是首航乘务组成员。“我们在旧金山要休息几天。在唐人街的一家杂货铺，店主听说我们是中国民航首航的乘务组成员，马上招呼一群人围着我们发问。其中有一名老华侨的祖辈是上海人，但他没有去过上海。我告诉他，中美通航了，一定要回祖国看看，中国变化可大了……”她回忆说，当时刚改革开放，中国人不了解世界，世界人民更不了解中国，一条条航线的开通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2001年7月，中国代表团赴俄罗斯莫斯科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玉梅担任此次申奥专机的乘务长。图为申奥成功后，中国代表团专机抵达北京，刘玉梅与机长在飞机舷梯上向欢迎的人群致意。 1987年，刘玉梅开始担任中国民航第一飞行总队乘务大队副大队长。尽管业务工作很繁忙，还有家庭责任要承担，但她还是抓紧时间进修了大学课程。白天有很多工作要做，学习主要在晚上。她把写字台留给孩子写作业，自己则凑合使用吃饭的小圆桌。整整3年，家里的电视机每晚只开半个小时，看完《新闻联播》就关掉。 在她的努力下，乘务员职称序列被纳入国家职称体系，并新增了技师类别。她还牵头举行乘务员技能大赛，统一了各航空公司的机上安全和服务口令，提升了整个乘务行业服务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水平。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刘玉梅提供
当时飞法国巴黎航线，每次飞出去都要在国外待一个月。机组在巴黎住的是招待所，可以打篮球和乒乓球，还有阅览室。图为刘玉梅（左）和同事在巴黎的招待所留影。 在职业生涯中，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荣获“北京市先进个人”称号，多次被评为“中国民航第一飞行总队先进工作者”。科研项目荣获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多个奖项，荣获民航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她对科研项目不发怵，亲自参加项目专家评审答辩，主持和参与了“中国民航国内客运市场构成、需求与资源配置研究”“超售行为承运人责任制度和超售控制研究”“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残疾人航空运输政策研究”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她参与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背景声识别技术研究”还获得了民航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她组织编写了《民航乘务员》《民航空乘礼仪教程》《民航运输服务投诉案例汇编》等对外发行的教材和内部学习材料。 中国民航当时使用的伊尔14、安24飞机的座位都不到50个，航班上通常只有一两名乘务员。她们的工作除了发糖外，还给旅客发一盒5支装的中华香烟，在航程长一点儿的航班上发水果，并在飞行中给旅客和机组送茶水。“乘务员那时候‘不怕航线长，就怕落地多’，一是起飞、落地多，乘务员难受；二是到每一站后乘务员都要清洁客舱，提着暖瓶去航站楼里打开水。”她说。 那个年代飞国际航线不像现在可以拿到更多的小时费，最初只给大家发饼干筒、刮胡刀或者丝袜等。虽然后来有了一些补贴，但没人用来买化妆品、小礼品，而是把这些钱全都攒起来。当时的规定是每年飞满90天可以买一个大件，每两年可以买三个大件。由于国内商品不够丰富，大家都攒着飞国际航线的补贴并用来买大件。刘玉梅买的第一个大件是送给父亲的一块精工手表，她还给家里买过一台屏幕较大的黑白电视机，买过小的电冰箱。 刘玉梅，1973年应征入伍，进入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成为一名空中乘务员。 1980年，民航从部队划归地方后，全国的空乘都穿着同一款制服。上世纪80年代后期，航空公司与管理局分家，需要给空乘换装。1987年，后来担任国航总裁的徐柏龄在巴黎办事处的推荐下，带着执行专机任务来到巴黎的刘玉梅和同事杨丽华，一起去见了年轻的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然后由皮尔·卡丹以刘玉梅和杨丽华为模特设计出了国航第一代宝石蓝制服。这套制服不仅开了行业先河，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 “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说是白手起家的，但确实为推进乘务工作付出了努力。从流程的规范，到引入客舱安全理念，再到调整乘务员的执业年限，我们通过不断学习将这些工作持续向前推进”。刘玉梅说，有一段时间，乘务员飞行的年龄上限为40岁。考虑到40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通过大家的争取，年龄上限逐步调整到了55岁。 ——刘玉梅 江南碧玉进京城，见证民航渐长成。 从航空公司到科研单位，从服务领域到科研领域，这样的跨度不可谓不大，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刘玉梅在经历短暂的苦恼期后，快速地调整了心态。“第一，管理是相通的；第二，我相信只要用心学、努力奋斗就一定能成功”。几年后，刘玉梅在新的岗位上站稳了脚跟，取得了一项项工作成果。 1973年，中国民航引进了波音707飞机，并先后开通北京—巴基斯坦卡拉奇—法国巴黎、北京—伊朗德黑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阿尔巴尼亚地拉那航线。虽然飞机舒适性大幅提高，但每次飞出去都要在国外待一个月，也很辛苦。“我们当时在巴黎住的是招待所，可以打篮球和乒乓球，还有阅览室；在德黑兰住的是一个小院子，有活动的地方，但没有巴黎的大”。刘玉梅说，她们不飞的时候就待在驻地，一方面是纪律要求，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钱。 在结束两个月的新兵集训后，刘玉梅等人又被送到民航天津教导队空乘班学习飞行、乘务、气象等知识和英语。晚上熄灯后，刘玉梅还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背单词，床铺旁报纸的空白处也被她写满了单词。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民航用于载客飞行的主力机型是伊尔14、安24、子爵号、伊尔18和三叉戟飞机。因为没有模拟舱，飞行员、乘务员的训练都是在真飞机上进行的。“那个年代坐飞机必须是县团级以上干部，还要单位开介绍信。我们一听说要坐飞机训练可兴奋了，上飞机后还唱歌，但几个起落后就没声音了。因为感觉不舒服，我在下机时脸都白了，还吐了”。刘玉梅说，当时的小飞机没有密封增压客舱，颠簸比较厉害，在起飞、降落时也比较“压耳朵”。乘务员在起飞、降落前都会给旅客发糖，用来缓解耳朵的不适。飞行训练这种“蹲起落”更让人感觉不舒服，以至于有的乘务员听到飞机声音、看到飞机都会呕吐。但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要强，所有人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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