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1819期）中美贸易问题再思考

　　关于贸易争端的更多思考

　　王昉：这场贸易战会如何恶化中国经济前景，让那些挑战变得更加严峻？

　　Bruderman Asset Management驻纽约的首席市场策略师波舍（Oliver Pursche）表示，特朗普对美国贸易伙伴展现出的强硬姿态，反映了他1987年所出的一本书《特朗普：交易的艺术》中描述的谈判方式。“你先是提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条件，然后再退让一些，你想要的就没当初害怕的那么难以令人接受了，”“问题是对方也不是傻子。最终他们就会搞明白。”

　　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封闭型体制成功转向一个以市场制度为基础的举足轻重的开放的包容型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商品出口在2007年超过美国，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中国制造业出口大部分起始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快速向技术密集型转身。2007年，中国30%的制造品出口在联合国贸发委的贸易数据库中被归类为高技术产品，而现在已近60%。不断增长的出口能力、科技进步能力，加上中国制造业信息服务内涵的急速增长，必将对全球经济施加重大的结构性重构压力。中国竞争力的加强，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队伍，中国对教育、科技研发的巨大投入、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日益完善的全球分销体系，因此中国的发展中，与外部关于贸易和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摩擦也会越来越多，这种摩擦也不只是中美之间的。过去十年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挑起的全球贸易争端不断。

　　经济学家和外交政策专家普遍担心的是，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仅仅由国内政治决定。总统不知道他想从对华关系中得到什么，也不知道美国事实上可以得到什么。他只是弄清了自己的选民想要什么。这显然已经足够了。美国工人受够了中国。他们认为这个亚洲巨人进入世界经济导致了他们的失业或工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然而，他们渴望惩罚中国的想法却受到了误导。而且根据他们的愤怒来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是错误的。依据密歇根工人的挫折感重新定位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可能是灾难性的。

　　其他模拟大致相同。高盛经济学家公布的结果表明，在全球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在两年内的产出损失约为0.9%，同时股票价格下跌20%。中国的产出损失仅为0.5%。通胀率会上升千分之几，但之后随着货币政策收紧以及失业率上升，通胀率将回落至目标范围。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当年的日本？美国人说，中国和日本最大不同在于体量。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不同在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只是贸易红利的分配问题，双方对于日本最终会加入西方系统这点并无异议。今日局面的复杂性在于，中美间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差距，中国试图提供的全球治理秩序与美国设想明显存在差异。

　　美国的主要精力确实不应放在跨境贸易上，而应放在边境线后的国家身上。换句话说，应放在贸易规定和做法以及保护主义和技术转让政策上，如果这些问题能部分解决或者避免，就可以让当前的叫嚣声和风险暂时再次降低。

　　美国公布对华301调查结果。北京大学国发院卢锋，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李双双就此撰文分析介绍说，301调查是美国针对他国不合理、不公平、歧视性的贸易做法而采取的反制措施，因成形于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而得名，后经1979、1984、1988年多次修订，衍生出特别301和超级301调查等变种。特别301调查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条款，超级301调查主要针对贸易自由化领域，涉及出口奖励措施、出口实绩要求、劳工保护法令等等。与其他依据美国国内贸易法发起的贸易调查通常针对特定市场主体或特定产品不同，301调查针对贸易伙伴国法律、政策、措施等体制政策层面对象，涉及具体行业和行为对象范围更为宽泛，因而在美国实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工具选择中具有特殊地位。

　　假如真的发生了贸易战

　　问题在于第三步要走多久？依据美国301法律相关法条（《美国法典-海关关税卷》第2415条）给出的原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最终清单公布后30天内要付诸实施——这应是目前讨论流行认为中美贸易战2-3个月内必见分晓的依据。不过需要注意，该法条还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实施制裁措施可以延后最长不超过180天。特殊情况包括：调查申请方主动要求延迟；在贸易代表主动发起调查场合，调查对象国在起草或实施立法或在行政措施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或者贸易代表认为延迟实施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权利或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所有进展都取决于总统本人是否有特别指示。换言之，如果特朗普改主意，整个流程都可改变。

　　最后要警惕对外政策的讨论陷入“冷战思维”。若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以此为基础制定政策，或者是形成群情汹涌的民意基础，从而裹挟政策制定，最后导致用力过猛，制造不必要的甚至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矛盾，那才真是自行赌上“国运”的不明智行为。

　　在国际关系观察界分析圈里，对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摩擦冲突诸多事态的解读，最基本的参照框架是三个。第一个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最近，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关切，那就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贸易纠纷。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含义中文译名不够明晰）为分析基准的。第二个框架是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冷战。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分析基准的。第三个框架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是最远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格局。

　　美国301调查拟议的三方面制裁措施有各自不同实施时间表。就加征关税的制裁措施而言，从特朗普日前发表备忘录到可能发生的最终实施，依据美国301法案程序性规则还有三个环节。一是由USTR公布初步加征关税产品对象与加征关税清单，二是经过一个公示和跨部门磋商后形成301调查最终裁定并公布最终产品与关税清单，三是再经过一个时期进入最后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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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措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尊重了这种根本外部失衡的有限程度。1月宣布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的关税，其效果甚至还不如四舍五入产生的误差。而对中国影响不大的钢铝关税，如今已经豁免了如此多国家，以至于这项关税的效果已变得微乎其微。

　　关税上调预计将使全球贸易量缩减6%左右，实际GDP下降1.4%，其中美国、中国和欧洲均承受1.7%-2.2%的产出缩减。由于这些贸易和产出损失可能分摊到数年，这种冲击的规模似乎是可控的，可能略低于投资者目前担心的程度。

　　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延伸效应。它可能会深刻改变中国过去四十年坚持的开放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是基于中美交好局面的。尼克松访华开启的中美友好关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环境，也是基于中国加入了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这些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将是剧烈和深远的。

　　对欧盟和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无论任何他们觉得有必要做出的象征性让步，他们的主要反应应该是全球性的。任何人都不应假装对付这样不合逻辑的非理性威胁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各国政府必须小心，不要只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息事宁人，做出对长远不利的让步。

　　中美寻求避免贸易战

　　记者王昉：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情况会变得多糟？

　　“他个人已展现积极、迅速和单边行动的特质，把中国带到谈判桌上，”EventShares上市交易基金（ETF）投资长菲利普斯说道。”我真的认为他们担心他采取单边行动，并损害中国经济。”

　　第三个框架是基于国家或强权之间竞争的历史经验归纳，是所谓“价值中立”、接近于“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被更多的评论家所采纳，认为它最适合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即便如此，这个基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国际格局的参照框架的应用，也含有内生的和大环境的困难。

　　特朗普备忘录仅仅提到15天以内USTR必须公布初步制裁清单，对最终清单时间没有直接说明，而是说在初步清单提出后“经过一段时间公示评议……，与相应机构与委员会磋商后……公布最终清单”。USTR“情况介绍”进一步说明后续时间表：一是“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初步清单，二是随后公示磋商期为30天，到期将在美国“联邦纪事（the Federal Register）”上公布对华301调查最终制裁清单。可见前面两段程序时间已大体确定，就是特朗普备忘录发表开始一个半月以内。

　　关于未来关税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投资者推迟资本投资决策，从而造成对GDP比上述模拟所呈现的大得多的直接影响。

　　并非早先的“中国威胁论”

　　假设所有国家都对从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额外征收10%的报复性关税。全球所有商品贸易适用的关税都将提高10个百分点。这是对全面“贸易战”的相当严格的定义；目前，发达经济体适用关税的平均水平仅为2%左右，新兴经济体为9%。

　　而世界其他地区受到美国关税最初效果的影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全球经济模型模拟，显示了美国对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商品额外征收10%关税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将使美国GDP缩减约1%，并使世界其他地区GDP缩减0.3%。经济产出并不会从一个地区转移至另一个地区：每个人都面临损失。

　　投资人仍然担心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会爆发贸易战，但一些大投资人对于他们赚钱的前景非常乐观，尽管他们正在努力解读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策略。

　　重温历史，重读那个并未远去的年代，大使馆事件、撞机事件……每一件事都不比当下的事小，但双方通过艰苦的对话和谈判，都有效地管控了重大风险。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其间的政治智慧和历史逻辑应是两国政治家共同传承并倍加珍惜的宝贵财富。

　　FT中文网撰稿人陈志龙指出：中美双方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理性地管控分歧，市场恐惧、猜疑不断扩大，尤其要防止贸易战升级引发大国关系的全面回撤和倒退，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不可避免的是，中国、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损失将引发政治压力，迫使其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些关税将严重打击美国农业等行业，引起连番报复。

　　2016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了对全面征收10%进口关税的影响的简述。其结论摘要如下：

　　为了暂时的喘息做出永久让步不仅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并且对威胁的轻易让步使其更有可能重来。换句话说，当各国试图逃避特朗普的关税时，他们应该小心行事，不要做任何可能破坏全球贸易秩序的事。他们也应意识到，在有约束力的贸易协定中做出的让步难以撤销。

　　最新的关税尚未得到确认和实施，但即便价值500亿美元，这些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可忽略不计的，而且目前来看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

　　FT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美目前宣布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有限，但如果贸易战升级，迫使中国重新思考包括外汇储备、汇率和外资政策时，那么中国坚持了40年的改革开放策略就会发生变化。

　　复杂的形势，激烈的较量，考验双方的意志力和政治智慧。

　　王昉：贸易战会如何影响中国原本已经十分严峻的债务问题？

　　沃尔夫：最乐观的看待这一切的视角是和40年前甚至2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强大多了，它的技术能力也比以前强多了，它正在越来越转而靠内需驱动。尽管这个过程十分缓慢，它对贸易的依赖已经降低，不论从贸易占GDP份额，还是贸易顺差来看。当然中国还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单以中国目前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看，即便国际环境变得不那么友好，中国抵御冲击的能力也要好过任何其他国家。除了美国以外，我觉得外部环境并没有那么险恶。但这意味着中国战略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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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板块作为全球合作链条中制造业的重镇，本质上是承担了与美国不同的经济分工角色。对美国而言，美国在商品贸易逆差的同时，服务业则积累着庞大的顺差，也正反映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看得见的损失背后，对应着看不见的美国消费者福利提升。问题在于，经济学的道理，特朗普之类政治家是真不懂还是假装不懂？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背后其实更多是社会推动，特朗普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的政策正是集体情绪的映射。除了贸易顺差，美国商界也很在意市场准入。特朗普此次加征关税行业，聚焦于科技行业，这就不单单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战略高地的争夺问题。

　　沃尔夫：我的猜测是：如果贸易战让中国的净出口萎缩，因为中国被迫缩小贸易顺差，那么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让内需更快增长。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债务只会更快增长，因为短期内中国人无法马上提升消费，只能通过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而这就意味着增加更多债务，但中国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本质上既控制着借方又控制着贷方。

　　对其他大型经济体（最明显的是中国和欧盟，但也包括主要贸易国和韩国等盟友）来说，这在经济外交中设定了高风险操作。在对付一个像特朗普一样善变的人掌舵的政府时，诱惑是为了获得关税豁免，希望他继续前进，而给予他想要的，或至少一些可以用来卖弄胜利的东西。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目前的阵势，依然可能引向中美之间的谈判，而非预示着要双方要开打贸易战。至少目前还没到那种地步。

　　上述三大参照框架，对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都有局部的启迪意义，也都有重要的误差。第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可是，有些敏锐的分析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继续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

　　中美贸易战可能不会爆发

　　对于外部世界以上的反击势头，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透视其深层思路，即便我们不同意众多反击方的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式，也应该心平气和地梳理清楚它们背后的脉络，这对于未来15年的中段时期北京高层如何考量及安排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重要性不言自明。

　　日经新闻分析指出，中国对抗美国限制钢铝进口的对抗措施并没有包括进口额较大的大豆、半导体和飞机等，可以看出中方最终希望通过谈判来优先解决问题的姿态。而美国则似乎认为中国容易做出让步方案。中美两国在短期内发动贸易战的风险虽然出现减小，但围绕截至“6月左右”的期限，两国必将展开激烈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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