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族”的故事：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

每天晚上，老人都要固定收看河南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他们通过天气预报想象地里庄稼的长势。走在商场里，陈显兰随手从模特脚下拾起一小块白色的填充物，旋即扔下，“这不是棉花”。

跟外孙和儿子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她觉得“憋屈”。在老家习惯了睡觉不穿衣服，刚来北京的那段时间，她愣是睡不着。被问到回老家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时，老人想了半天，说“要非说有啥，就是没有路灯”。

以前她家年年种棉花，到了秋天地里白花花的一片，“看着可高兴”。但是棉花需要人打理，村里的人在这几年间走了将近一半，几乎没人种了。地里只种了一些大豆和花生。

苗瑞凤发现，这些老人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权威、地位等方面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家庭收入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为了维护父母的权威，克服被抛弃和无用的感觉，老年父母会坚持分担日常事务，为子女节俭持家。

“还是家里舒服，北京太热了。”有的老人因为适应不了气候，会在酷暑或寒冬来临之前，像候鸟一样回到老家。

她经常在微信上跟以前的同事聊天，在北京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她依然能第一时间知道哈尔滨哪个地区房价涨了。过来的时候，她连衣服都没带几件，冬天只有两条牛仔裤换着穿。

田慧芬在哈尔滨的家只有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三分之一大，但她还是“恨不得现在就回去”。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听说做保姆现在挣得可多了，每个月七八千，”在厨房里待得太久，油烟味已经渗入她斑驳的白发里，“要是我再年轻20岁，也想在这干两年保姆，然后在老家买个二手房。我跟老伴两个人住20平方米的就够了。”

老人沉浸在回忆与想象中，浑然不觉厨房里多了一股糊味儿。螃蟹煮干了。她立刻变得懊恼，抓过冰箱上的计时器使劲儿按，“这玩意儿咋不好使了呢？”

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估计十月份他们就该过来了，俺们就回家，豆子和花生该收了。”交谈时，陈显兰陷在褶皱中的眼睛很少直视对方，更多是笑眯眯地看向远处或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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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拍是亲家买的。有时候，同是河南老乡的亲家也会到北京帮忙看孩子，两家老人交替居住在同一个房间。房间里留存着不同的人使用过的物品，彼此并不随意挪动。

陈显兰也想老家。她坐在一张10厘米高的小板凳上，用力搓着外孙女换下来的衣服。“孩子衣服容易脏，一天要换两三次。”她不习惯用洗衣机，觉得手洗得干净。

前些天，她的老伴也来北京了。行李箱里一半是葡萄，另一半是桃子，“都是俺们在自己院子里栽的，可甜。”陈显兰手里攥着一个苍蝇拍。

“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欢住带电梯的房子，和七拐八拐的楼道。

金素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铁岭农村，自从来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去年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从5点一直跳到8点。

“这里隐含着一种人生观，即所有的社会成员要将他们的体力和心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所在的社会、通过参加力所能及的活动，老年人才不会产生被抛弃和无用的感觉，不管其地位是多么卑微。但是老人的付出却达不到子女的标准。”苗瑞凤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洗衣服时，她说她常想“老家里老人的脏衣服也该堆成山了”“再有十天，地里就该变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