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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论·历史的维度丨横跨东亚的潜流:韩国电子游戏机盗版史

2020-02-11 13:53 作者:中国数字家电网 来源:互联网 浏览: 我要评论 (条) 字号:

摘要:数字技术的引进和接受过程不同于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和程序来实现的近现代的许多文化产品。它是因为人们的需要和需求,在非官方的市场首先出现并形成的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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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论·历史的维度丨横跨东亚的潜流:韩国电子游戏机盗版史

曺銅元() (韩国科学技术院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教授) 邢青青 译

2020-02-08 11:1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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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电子游戏从来不只是有关于消遣。尝试对它加以观察,人们可以投以不同的视角:有一个关于文化的视角,和一个关于技术的视角;可能还有一个关于玩游戏的人的视角,和一个关于游戏开发者的视角;甚至还有一个有关媒介的视角,和一个有关工业的视角;至少有一个关于社会变迁与游戏历史的视角,像缺一不可的两声部,在那名为消遣的河床上奏出一段文化的乐章。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试图从人文/思潮的角度,尽可能全面考察与把握当下游戏性现实的主要面向,并提出游戏批评的可能性。每周六推出“游戏论”系列文章。
这一系列包含“批评的向度”“历史的视线”“文化的逻辑”“媒介与现实性的扩张”等多组文章,邀请中、日、韩相关领域卓有精进的研究者、有志于游戏研究的青年学人以及游戏行业的前辈/从业人员等产学研各方面的游戏同好联合撰稿:尝试提出游戏批评的概念与观点,围绕游戏批评的价值、可能、向度、路径等展开讨论;以历史为向度,在文化与技术、东亚与全球、现代与后现代等脉络下呈现游戏史的源流及面向,梳理与探讨游戏文本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关联,表明游戏在从玩具向文化媒体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性特征;以批评的眼光,考察当下游戏世界的内部性原理。辨析当下中国游戏工业独特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并在此之外,探寻游戏(业)文化是否存在新的可能;聚焦于游戏对传统媒介的再生产以及现实因为游戏而发生的改变。此外,这一系列还包括关于游戏与性别话题的多篇文章,考察作为推动游戏“进化”的原动力——性/别,讨论游戏中的性/别议题;以及关于游戏的人的多篇文章,聚焦网管、主播、金币农夫、代练、电竞选手等年轻人,他们多是游戏这一领域里的边缘/异色人群;最后还会为读者推介一些海外书目,这些著作以游戏为媒介,讨论游戏背后的宏大构图,曾经并且正在为日韩的游戏批评提供着参照系。
1.始于盗版……
韩国在1970年代后期首次引入了名为“电子娱乐”()的电子游戏()。电子娱乐一词本身就蕴含了多重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以娱乐为目的,促成了电子技术的功能转变,从这一点看,它不同于以往的电子文化产业。另一方面,它是一种通过与电子设备的实时互动提供全新体验的娱乐文化。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体正是凭借电子娱乐才能在大众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数字文化的开始。

在首尔以清溪川路为中心的世运商业街
那么电子游戏是如何首次在韩国登台亮相的呢?韩国的电子游戏产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韩国正处于独裁统治下,政府正在推进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经济开发计划,由此可以看出电子游戏产业并非是由国家计划推进的产业。政府在60年代后期开始推动的电子产业属于外向型经济的范畴,80年代被认定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信息产业是在国家—大企业的强强联手下推动的。在此期间,电子游戏虽然属于出口商品,但从韩国国内娱乐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它并非由政府推动或大企业主导的产业。清溪川电子商业街( )的小型企业开始模仿日本开发的街机游戏来生产制造游戏机,这是韩国电子游戏产业和文化的开端。也就是说,电子游戏并非由政府与大企业主导,而是自下而上引进的技术、产业和文化。这种自下而上的起源,仅仅依靠韩国内部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动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有必要从东亚地区的整体环境来解释这些数字技术的引进过程。
2.跨地域式的潜流
为此,本文以韩国引入电子游戏这一数字技术过程中的相关技术人员和走私商等非制度行为者为对象,分析了他们所进行的技术复制和国际贸易的跨地域()式实践与潜流(undercurrents )的概念。这里提到的非制度行为者,指的是制度外的非官方主体,而非接受过正规教育,获得公共机构资助,并取得业绩的制度内行为者。他们虽然通常没有脱离国家(边境和各种法律制度),但却游离在制度外,时而会出现越境或违反制度的现象。例如,清溪川中小企业的技术人员负责的并不是新技术的研发、创造和革新,而是非法复制、修改和维修他人的技术,并负责数字技术的引进、制造和销售。
跨地域性(translocality)指的是以地区规模和单元(local)为基础,出现的超越·脱离·跨越(trans)国家的倾向与现象。跨地域性概念适合解释那些没有公开越过制度红线的非制度行为者的具体经验与实践,同时又能探明数字文化的历史发展。频繁跨越国境采购的走私商,以及身体没有出境、却一直从事着盗版工作、无视进口的技术·文化产品包装上(如无许可禁止商用)的限制与警告的技术人员,他们的行为同样是跨地域性的。
另外,在媒体文化研究中,人们将韩流等现象称为文化流(cultural flow),并将那些作为文化物质基础的技术和机器的非正式、非制度性的交流和扩展称为潜流(undercurrents)。在这里主要指跨地域的实践中,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产品通过非官方和非制度的方式,在地区间、国家间、区域间或不同范围间交叉流动的现象。例如,往返于中国的非洲走私商是大规模的跨地区、跨区域(transregional)潜流现象。人类学家马修斯·戈登(Mathews Gordon)对来到中国香港和广州采购主要电子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东南亚和非洲走私商进行了民俗志学研究,并将这种草根阶层的跨区域流命名为底层的全球化。
3.电子商业街,从维修到盗版
作为跨地域现象发生的场所,我们首先来看看首尔的清溪川电子商业街。当时以这个地方为中心的电子游戏机盗版横行,随处可见。在这条以销售为主的电子商业街上,为何会出现复制盗取数字机器的厂商和技术人员共存的现象呢?我认为可以从两条历史线索来分析。
第一,起源于旧货买卖。从20世纪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到韩国解放前后,清溪川电子商业街是一条摆满地摊的旧货胡同,主要交易日本和韩国工厂生产的产品以及后来驻韩美军的军用电器·电子物品等赃物和二手物品。首尔市钟路区长沙洞( )的胡同和附近的清溪川周边逐渐聚集了以出售二手物品以及收集、拆卸和零部件再利用军队流出的军需品为生的商贩。并且出现了对驻韩美军流出的对讲机进行改造,组装并销售矿石收音机、真空管收音机和收音机式留声机的小型企业。60年代初,这里又成了知名的组装模拟计算机和购置全新电视播放装置和设备的地方。1960年代,尽管清溪川经历了世运商业街的建设等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仍然发展成为配件、工具、各种家电产品和收音机接收器、电视接收机的组装配件和组装工具、外国进口产品,以及收购、修理并低价出售二手品的聚集地。在重化工业正式开始产业化的70年代,清溪川也正式成为电子商业街和工具商业街,并同时变成生产厂家的市场,以及城市制造业基地。
第二,在电子商业街特殊的形成过程中,维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9年,金星社(现在的LG电子)成为首个在韩国国内生产收音机接收器的企业,而后生产收音机接收器的电子媒体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但由于国产接收器质量低劣,性能较差,在60年代到80年代,电子产品故障频发。市面上非法流通的外国产品和二手产品也很难得到修理。由于国产产品还处于维修·售后(A/S)体系不完善的时期,所以在流通·销售的地方同时出现了维修行业。市场对能够维修国内外电子产品的技术人员的需求日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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