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認同的電視話語建構

原標題：國家認同的電視話語建構

　　“講好中國故事” ，需要電視媒介發揮作用。電視話語使認同的空間得以建構，族群情感得以維系，在傳播中構建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主流文化綜藝節目是國家通過媒介將民族心理認同與國家政治話語相結合的典型產物，反映了媒介中國家認同建構的內在邏輯。本文通過對電視文化類節目話語的宏觀分析，發掘其對於國家認同建構的意義，以期對電視媒體“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主流價值觀提供借鑒。

　　文化類綜藝 國家認同 話語建構

　　國家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價值觀、理想信念、國家主權等的認同。①國家認同的形式與內容是世代相傳的有關群體的歷史敘事結構與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制度性話語之間妥協的產物。②在國家認同中，文化認同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是指對個體之間或個人同群體之間的共同文化的確認，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是文化認同的依據。③在當代，文化、歷史、集體記憶是建構國家認同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源，而文化認同越來越成為形成國家認同的基礎和動力。面對當前多元文化交織、並存的現狀，借由媒介力量弘揚傳統文化、建構和重構國家認同成為國家文化戰略的必然選擇。

　　2017年以來，以《國家寶藏》《百心百匠》《見字如面》為代表的文化類綜藝節目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將傳統價值觀與多樣化的傳播符號結合起來，在傳統文化和社會正能量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讓收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文化類綜藝節目用創新的話語傳播形式將具有凝聚力的傳統文化與受眾心理聯結在一起，獲得了廣泛認可。

　　國家認同的基礎：以技術為載體的文化時空拓展

　　話語作為一種建構認同的重要材料，在電視傳播建構國家認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文化類綜藝節目通過傳播技術手段，將積澱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凝聚在特定的場景和空間中進行呈現，成型的電視樣態展現了歷史的流動﹔綜藝節目的傳播效應、劇場化的節目展現形式將空間傳播范圍大大拓展，實現了時間與空間話語的緊密結合。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如國寶、漢字、詩詞、國畫等文化符號與文化遺產亦是長久以來約定俗成的，具有歷史延續性、永恆性、壓縮性的特點，是英尼斯提出的典型的“時間束縛型文化”④，它的產生、發展和演變是中國人智慧和文化積累的結果，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然而，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諾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文化元素一旦與現代科技結合形成工業體系，就會產生影響社會的巨大力量，綜藝節目這一電視媒介的傳播極大地打破了這一限制，將歷史記憶與當下語境相結合，以一種橫向的維度創造了新的文化聯結方式，是通過對文化符號體系進行空間的凝聚之后，再進行傳播和發散來實現的：節目策劃與內容的選擇、編排，有限場景和聲影技術的巧妙結合與運用，使得文化元素集中在特定空間中進行展示，又借助電子媒介實現了遠距離傳播，使廣闊地域的人們同時共享這一文化形式，從而把文化傳承的時間向度極大地壓縮在空間的擴展中。電視媒介技術實現文化的時空拓展，是建立認同感的基礎。莫利認為，“必須經年累月，借助集體記憶，借助共享的傳統，借助對共同歷史和遺產的認識，才能保持集體認同的凝聚性。”⑤綜藝節目的消費具有共時性、共享性，社會成員分享由媒介制造的共同經驗，從而使“集體記憶”得以形成。而“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的基本依據，它的形成為提升國家認同感和凝聚力、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通過媒介的集體性參與，“我們”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認同性經驗被生產出來，重現集體的歷史記憶，為國家通過媒介強化認同提供了一個合理路徑。

　　國家認同的塑造：以文本建構實現儀式傳播

　　文本建構是媒介中意識形態控制的慣用手段，文化類綜藝節目中的國家意識形態正是通過電視鏡頭、人物行為、言語以及節目的巧妙編排、不同類型節目的串聯等電視文本建構意義系統和理解框架，然后通過電視節目的輸出而達到傳播價值觀的效果⑥。

　　如《國家寶藏》中，明星守護人的設定，讓嚴肅的節目有了娛樂的外殼，更具有接近性和親和力﹔由明星演繹的小劇場歷史故事，改變了過去文博節目的生硬教化，更“接地氣”的同時完成了節目創新﹔最后通過採集的素人故事，將歷史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清晰地展現了民族精神傳承的時間脈絡。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談及家風，提出“推動形成愛國愛家、相親相愛、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會主義家庭文明新風尚”，《兒行千裡》這檔文化綜藝即以“家風”為切入點，緊抓文化價值的親情聯系，用講述的形式呈現平凡人的家庭故事。半圓形舞台設計，環繞式暖黃色燈光，猶如母親張開的雙臂，將孩子緊緊地護在自己的胸膛，寓意為“不管孩子走得多遠，總有一盞燈在守候你的歸來。”《喝彩中華》則聚焦於傳統戲曲，旨在改變當下年輕人對於戲曲的曲解或偏見，讓戲曲愛好者與戲曲大家同台演藝，使藝術瑰寶走近大眾、走近生活，體現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與創新。

　　戴揚和卡茨進一步發展凱瑞的傳播儀式觀，將媒介事件與媒介儀式、電視儀式畫上了等號，稱這些事件為“電視儀式”“文化表演”⑦。其中，“加冕”是確立權威，是政治合法性的電視儀式，依賴於對傳統的信仰。文化類綜藝節目通過對文化標志與符號的聚焦，將其放置於“萬眾矚目”的地位，運用媒介技術與策劃編排實現電視的“加冕儀式”。如《國家寶藏》的電視話語中對27件國寶的全方位立體呈現，賦予這27件國寶以萬眾矚目的特殊地位及榮譽﹔《國學小名士》的答題形式要求選手圍繞傳統國學知識進行展示，並賦予優勝者以“小李白”“三國達人”等稱號，傳達了“國學中心”的隱喻。正如英國著名的傳播學者霍爾把電視話語傳播看作是一個“編碼——解碼”的過程，他認為電視信息的解碼過程和編碼過程密切相連，“節目編碼時已經考慮到要對解碼時的受眾進行影響、教育或規勸，使受眾對所播放的電視節目產生概念上、認知上、情感上、意識形態上或者行為上的認同。”⑧著名的“霍爾模式”提出“優先解讀”的信息解讀方式，即電視在傳播過程中，傳播者為保障傳播話語的內涵被受眾正確理解，“優先解讀”便成為其使命，使受眾自覺地闡釋並認同電視文本報道的內容。電視話語與受眾之間價值的聯通就依賴於這種“優勢解讀”機制，在文化類綜藝節目中，電視話語傳播的既是信息，也是一種思想⑨。如《國家寶藏》節目按照制作方和組織者的既定意願設置框架，注入符號意義，保証符號被受眾正確解讀，場景的“中國紅”色調、恢弘庄重的傳統音樂和民族器樂的配合、故事情節與演藝編排遵循的價值塑造原則等等，均在合力促成對國家和獨有文化話語的正確解讀。傳播的儀式將歷史、人物、精神貫穿在一起，傳統的行為准則和道德風尚得以重申，民族精神的凝聚與認同被喚起，並參與制造了本民族的“英雄神話”，樹立權威。受眾作為電視儀式的一部分，與儀式一起喚起了文化的核心價值，實現了一種媒體與受眾間的承諾，形成了一種“集體記憶”。

　　國家認同的實現：抽象—具象—再抽象的價值觀實現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