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陶澍：农村能源转型应从家庭开始(2)

　　以农村沼气的使用为例，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村地区沼气的使用量要比IEA和FAO公布的结果低得多，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我们的调查，大多数农村沼气设施处于废弃状态。其原因除维护不当外，还与农村地区散养猪数量大幅度下降有关。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劳动力减少，以户为单位的沼气生产已经很难维系。显然，沼气等能源能否大规模推广，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需要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综合考量。

　　农村地区取暖和烹饪用能的调整，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规划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需要全面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电网和天然气管网的承受能力等。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一步到位，直接改用电或气；无法一步到位的地区，则可以探讨其他过渡方式，如与清洁炉灶相结合的压块生物质燃料取暖。这些方案的推广一方面需要寻求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和推动也不可或缺。

　　另一个超越纯粹技术的问题，是污染物减排与二氧化碳减排。由于两者的来源、影响、减排动因、减排方式、减排效益和减排成本有很大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化地相提并论。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水平下，不加区分地笼统谈减排会导致决策偏差。

　　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贡献。尽管中国目前是第一排放大国，但由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还是来自历史排放，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对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增加的贡献大约在10%左右。中国应当承担起相应责任，但没有必要为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买单。与此同时，污染物排放导致严重的健康危害，减少污染物排放则应当是我国减排政策的优先目标。

　　大多数情况下，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的方式和效果并不一致。如电厂除尘脱硫、家庭炉灶转型、汽车尾气减排等都是针对污染物排放的，可以降低大气污染程度，但不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诸如碳捕捉和碳存储这样的措施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对污染物减排没有作用。前者对保护我国居民健康有利，后者则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当然，有些情况下两者是可以并重的。譬如，清洁能源，如光伏、水电、风电的发展，可以导致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同步减排。再如，不同源的黑炭减排，同样具有双重效应。因此，如何确定减排路径，要明确减排目的，针对我国国情确定优先次序，做好前期成本效益分析，确定最佳减排途径，切忌不区分目的和不计成本的粗放管理策略。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在面对每年大气污染造成百万以上过早死亡的威胁时，大气污染物减排应当放在绝对优先地位。至于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则应当将重点放在应对和适应。相关研究的重点也应当如此。

　　如上所述，在综合考虑技术、经济性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有些情况是可以获得双重收益的。其中生活源黑炭排放的削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炭不仅是危害健康的颗粒物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是重要的气候强迫因子。通过减少农村生活源固体燃料的使用，可以大幅度减少黑炭的排放，获得环境和气候的双重效益。

　　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生活用能的调整，确实值得引起更多重视。

责任编辑：王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