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他20岁 刚到浙大报到就随校前往贵州

玄关壁橱上陈列着几只蝴蝶标本，环绕着电视柜的是一摞摞上了年纪的书刊，边角翻卷，书页泛褐，连用来捆扎的尼龙绳都已经老化。书堆最上方，一只风干了的松果安静地躺在灰尘里。

这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首次出现导师制。

80年后，当唐觉度过了他的百岁寿辰时，浙江大学也迎来了西迁80周年的纪念日。

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公寓楼1002室是唐觉的居室。推门而入，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1937年9月，被浙江大学录取时，唐觉20岁。

李约瑟甚至断言：这就是东方的剑桥。

101岁老教授

这次到访，让湄潭与浙大的缘分浮出水面。后来，在洪星、浙江大学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1990年，湄潭“浙大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建成对外开放。浙大“文军西征”的故事，才为外界所熟知。

没想到的是，筚路蓝缕的流亡办学，竟使竺可桢接手时的大学，化蛹为蝶地跻身于一流高等学府行列。

这位101岁的浙江大学农学院的老教授，不仅仅是西迁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更是整个西迁历史的启封者，西迁精神的铭记者。

一摞摞报纸堆叠的沙发上，一位身着黑色羽绒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那里。

那是1937年9月13日，他刚到浙江大学报到。8天后的1937年9月21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多月后，战事日渐紧张。当时的竺可桢校长决定，浙大一年级新生前往西天目山中的禅源寺上课，唐觉也在其列。

1939年底，浙大第四次迁移，到达贵州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湄潭及下属的永兴。

今年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西迁办学80周年，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带队重走西迁办学之路，缅怀求是先贤，重温求是校训，深化校地合作，服务西迁办学地社会经济发展。

抗战胜利后，浙大师生于1946年结束西迁回到杭州。这段有着“文军长征”之称的西迁之路，曾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外人所知。正是唐觉，在浙大回归36年后的1982年秋天，重新开启了那段波澜壮阔的记忆。

禅源寺设施简陋，人迹罕至。在这远离尘嚣的深山，师生间的关系反而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紧密了。竺可桢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推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导师的任务，不仅是学生的学业导师，还要是人生导师。

当年收集的五倍子标本，唐老至今仍珍藏着。

唐觉告诉钱报记者，那年他到贵阳出差，借此机会重访故地湄潭。“当时接待我的是湄潭时任副县长洪星，很可惜，当时当地政府对那段历史完全不清楚。”

当年采集的植物标本我至今仍视若珍宝

浙大在宜山停留一年多，正是这段时间，确定了“求是”的校训。“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名字，在宜山期间，竺可桢进一步深化求是的内涵。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这个共同点。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所谓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

淞沪会战结束后，杭州沦陷已成定局，浙大开始了全校性的大迁移。从西天目山，到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等地，都留下了师生们的足迹。

唐觉，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全国第三批昆虫学博士点的建立者。出生于1917年2月的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

是那段尘封记忆的开启者

原本布局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大学，化整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了。后来他写道：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1937年，为避战火，浙江大学走上一条漫长的“文军西征”路。